如果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上海人，他一听到远在天边的"甘肃"二字，眼睛滴溜一转，有可能立马想到敦煌："侬是甘肃人，噢，那么侬的家就住在敦煌莫高窟里喽？"其实，甘肃并非到处都是沙尘暴，甘肃人并非个个都是骆驼的骑手，敦煌莫高窟，也并非近在每个甘肃人眼前。比如我的工作地天水，虽然仍属甘肃，但是，当听到谁谁谁去了一次敦煌的时候，人们仰羡有加的目光，几如藏民看到了从布达拉宫回来的人，也几如伊斯兰看到了从麦加回来的人。
突然天赐良机，让我有了一次去敦煌的机缘。
小时候看《西游记》，知道当年西行的黄沙路是受苦受难的路，没想到我一登上火车，也要不断"受罪"。第一罪，就是站罪——从天水到武威，一站就是八百里。然而我并不苦恼，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与"站"有缘的教师，在三尺讲台上，我一站已是二十年了。但是，站在过道里吃盒饭，却让我颇觉难受：左手五根指头，既要捧住了饭盒，又要捧住了菜盒，而右手五指，则要艰难地使用那两根细溜溜的卫生筷。一般人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先把饭吃完了，再把菜吃完。可是，我却要吃一口饭，再吃一口菜。真是臭架子不倒啊。要是有人从身边挤过去，我还得连汤带水地把身子一侧。要是额头上的汗在眼睛的上方站着站着站不住了，我还得抬起胳膊去擦汗……这哪里是在吃饭，这简单是在修仙！
我受的第三个洋罪，就是不能睡觉。
火车过了兰州，天渐渐地就黑了。我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得循规蹈矩的人，天一黑，我就双眼迷糊要睡觉，于是我的头越来越重越来越沉——几乎就是一颗西沉的太阳。直到火车过了武威，一个睡在报纸上的关西大汉下车了，我这才人挪屁股狗占窝一样马上占领了他的报纸温床，而且马上就进入了梦乡。等我的同行者众里觅我千百度蓦然回首的时候，发现我正在车箱接头处的脏地上睡如敦煌的卧佛。
天亮时分，到站了，然而不是敦煌，是嘉裕关。我们先要在这里开三天文学笔会——像是要接受一种关于敦煌的先期培训。
一下火车，好家伙，祁连山已经在可以望见的远处为我们准备好了一条千里的白雪哈达，河西大地已经为我们伸开了他辽远的臂弯。而河西的白天浩浩荡荡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河西的主人们热情地招呼从未见过戈壁滩的我们一日三餐：我们吃到了沙葱，吃到了"细长而摇晃的沙子们小小的尾巴"；我们吃到了戈壁滩上的葡萄，吃到了"西域公主脖子上的珍珠"；我们还吃到了李广杏。英雄死满河西走廊，杏树长满祁连山下，当地人用杏子做的杏皮茶，味道十分清爽……晚饭后，我们散步在戈壁滩上，看着远处可望而不可即的祁连山在夕阳里渐渐地淡去，心事渐渐浩渺，话语渐渐稀落，就坐在大漠上无聊地敲打着石头，敲打着戈壁滩太古的寂静。回去的时候，我们的手心里，都捏了几颗戈壁石。我捏了小小的五颗。我在电话里给女儿说："爸爸给你捡了五颗戈壁石，回去和你用戈壁石抓五子。"
抓五子，是一种儿童游戏。
和这五颗戈壁石一块回到天水的，还有一把沙子——回去手一摸，两边裤兜里竟然各有半把黄灿灿的沙子。那是鸣沙山上的沙子。到达敦煌的那天晚上，月光下，我们在鸣沙山上吹奏石笛，唱歌，溜沙。沙子们就在这个时候悄悄地溜进了我们的嘴里和裤兜。溜进嘴里的，当时就吐出来了；溜进裤兜儿里的，却不声不响地和我们一起山迢水遥地到了天水。
我行千里，沙行千里。
第二天会后，我们去参观了嘉裕关的魏晋古墓群。这是嘉裕关城外的一处戈壁滩，方圆百里的每一个沙包之下，几乎都睡着一个魏晋时期的古人。望着这一片庞大的古墓群，我的想象却有些老土——我觉得它们真像是上帝的一千亩洋芋地：每一朵枯萎的兰花下，都活着一堆洋芋。古墓群的远处，在当地人的指点下，出现了隐隐的瀚海。瀚海这东西，是大戈壁里最羞涩的东西，它怕人，人到了它跟前，它就消失了。永远也不会消失的，是眼前的芨芨草、沙枣和骆驼刺。在戈壁地带，劲风吹来，它们也不过是侧身让一让。诗人娜夜说：在丝绸之路上，"细细看，每一棵青草/都闪过一次腰"。闪过腰的。还有胡杨。胡杨，胡人的杨树，想当年，每一棵胡杨树下，都有可能拴着一匹嘶鸣的胡马，都有一顶胡人的帐篷，都把门开向长城的方向。射箭的靶子，也都立在胡杨树之南……我们也前往观看了李陵碑。这是当年李陵兵败投降的地方，一颗将军泪，就是从这里慢慢落入一方大漠的。多少年之后，宋代心怀冤屈的老将杨令公竟然就碰死在口瞪目呆的李陵碑上。抚摸碑石，心生怅茫。怅茫中，我们登上了嘉裕关。嘉裕关上，戍鼓已然远去，胡马不再悲咽，士卒不再喊杀，可是长城犹在，九眼泉犹在--眼观八方，嘉裕关用九只眼睛仔细地观察着中国西陲的风云变幻……
其中的一只眼睛，一定远远地遥望着敦煌。
……我们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在敦煌的远处逡巡着，像一个近乡情更怯的千里归客，离家越近的时候，脚步竟慢了下来。我们的脚步慢了下来，是因为我们离敦煌近了：嘉裕关的笔会终于开完了；我们终于登上了从嘉裕关开往敦煌的大巴车；佛的面孔渐渐地近了——莫高窟终于要出现在我们眼前了。想到多少年来无比向往的敦煌之行就要成为现实，我的心情不禁浩荡如同河西的那条黑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