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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1版: 副刊  
回忆父亲——一位治沙人的一生

作者:郭仁天  稿件来源:
2017-08-30 00:00:00 【 字号:     

顾颉刚先生与《老百姓》十日刊同仁,后左立者为郭普。
张心一教授与郭普(站立者) 图片由文作者提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日本客人在民勤郭普先生

    一

    整理资料,看到了一张父亲的老照片,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是夜近12点钟,父亲突然要出门,说是去火车站接人……年已古稀的父亲要去火车站接人?我连忙问去接谁,父亲说是他的老师。

    父亲口中的老师,是我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科学家、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张心一先生。先生曾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抗战时期在甘肃任建设厅厅长,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考察,先生托他带来一些植物种子,其中,一种瓜在甘肃试种很成功,时称“华莱士瓜”,就是今天名满天下的兰州白兰瓜。先生将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农林事业,在世时便嘱托父亲等人,他去世后要埋在兰州徐家山(北山),他要看着北山绿化。先生去世后,遵其遗嘱,中国农学会,中国林学会等为张老在兰州徐家山立碑纪念,其碑文便是父亲所写。

    父亲,郭普,字啸天,1917年生于甘肃“苦甲天下”的秦安县,十五岁离家步行到兰州,入兰州农校学习,1933年,在学校的一次集会上,邓宝珊将军讲话勉励青年要勤学苦干,努力上进,就举了甘肃文人中的张心一教授为模范。此后父亲去南京金陵大学农专科读书,不但认识了先生,而且此后一生都与先生相交,同时,也与林业结缘一生。

    二

    父亲在世时,常吟“不问家事常如客,爱读诗文却学林”。父亲说:“上学时受几位国语老师的影响,十分喜爱文学艺术。但命运的小舟却载着他驶进了“树木丛林”。他常常感叹生活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而作为末子的我,也常常感到父亲的一生“不可思议”。

    父亲1936年去南京金陵大学上学,抗日战争暴发后,烽烟四起,“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南京金陵大学旋即停课,父亲便返兰州农校任教,教书之余,他们一伙青年依然为抗战宣传,曾组织参加“甘肃青年抗战团”。父亲曾在民革甘肃省委员会编印的《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上撰写的《顾颉刚与《老百姓》十日刊》记述到:“我回忆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们(郭普、谷苞、李瑞徽)三人到贤后街45号见到顾颉刚先生,就开门见山地说明,我们想各人凑钱并募集经费办个通俗刊物,宣传抗日,唤醒民众,希望顾先生出面主持,我们负责筹办。我们与顾颉刚素昧平生,也无师生之谊,纯粹是慕名趋访,一见面就感到他是个平易近人的敦厚长者,他没有讲多少话,边听边首肯,没有任何疑虑,就慨然同意并答应每期可资助二百元……后经几次磋商决定成立“老百姓编刊社”出十日刊,由顾颉刚任社长并题署《老百姓》刊名;谷苞和我负责编辑等工作;邵恒秋承担封面封底的设计绘画事宜;兰州兴文社的刘景曦负责发行和财务、集资事宜;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出刊”。

    三

    1940年金陵大学举校西迁在四川成都华西坝艰苦办学。父亲前去就读并完成学业于1941年毕业。毕业后,父亲回甘肃,1941年7月至1947年8月先后任甘肃省农业改进所技士、天水农业推广所主任等职,踏遍了陇东地区的山山水水,曾撰文《天水农推工作的“新攻势”》,刊登于1942年《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上。1948年秋,父亲奉调到张掖农校任校长。1949年王震将军率部西进,途经张掖,刚进驻张掖的那几天,父亲面晤了驻军某部政委王恩茂,并组织文教界人士与王政委座谈;后被选为张掖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特邀代表。张掖驻军成立农垦训练队,组织部队开荒种田造林,请父亲当教员;酒泉驻军也慕名远道而来,请他指导屯荒造林技术。西出阳关。坐在奔驰的车上,看到坚固的长城被岁月和风沙摧残得支离破碎,四周一片荒芜,同时也感叹于那些刚下战场的战士,兵甲未解便又投入改造山河建设祖国的火热劳动之中,这不由得使父亲敬佩十分。在车上,他诗兴大发,口占一绝:

    战士解甲尽归田,稼穑维艰费钻研。书生无用偏多事,一路风沙去酒泉。

    中国科学院治沙队于1959年4月,在甘肃省民勤县西沙窝设立了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1961年父亲接到一纸调令,于当年11月2日携全家六口,离开张掖农校到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任学术秘书。从此以后,就开始了一生治沙造林的历程。

    治沙站学术氛围浓厚,父亲承担着科研计划编制和实施等工作。在治沙站的前几年里,父亲走遍了民勤的风沙前沿。有一年,他约了当地驼户姚爷当向导,进沙漠考察。不料老马也会迷途,一场大风过后,他们迷了路,从沙丘下地窝里出来,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姚爷不知道朝哪里走,指着远处星星点点的光亮说,那里就是治沙站。两人转悠了一夜,结果转到了沙漠深处。三天过去了,出门时带的干粮和水也没了,他们还没找到出路。两个人土头土脸,饥肠辘辘,最后被一个放羊人看到了,把他们领出了沙漠。放羊人告诉他们,半夜里沙漠上的点点亮光,是人畜尸骨自燃的磷火。听到这话,父亲说:“我就是真的让沙子给埋了,身上也得长出棵树来!”三年后,父亲和治沙站的另一位专家施及人把调查结果总结编成了《治沙科学研究初步成果综述(1959年至1963年)》,引起了国内治沙界的关注。

    1965年9月,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陶东岱在民勤主持召开“全国造林治沙学术研讨会”,父亲作了《民勤县薛百公社综合治沙样板调查研究报告》与《民勤县封护柴湾的调查研究报告》,会后,父亲等十二名科技人员分别到薛百、大坝、新河三个公社蹲点,推广治沙和农林科技成果,指导育苗造林,培训社队林业员,帮助建立健全社队林场,促进了全县的治沙造林工作。

    四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老百姓六神

    迷乱,知识分子更是在劫难逃。治沙站的科研秩序乱了,专题研究停了,父亲也被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技术权威”,关“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随后,我们全家也被“下放到”距离治沙站160公里以外的农村,此后近十年父亲独自一人在治沙站。1972年12月,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收归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领导,父亲走出了“牛棚”,重新开始治沙科研推广。1973年,父亲向省科委等部门建议,建设“民勤沙生植物园”,获得批准。1974年,父亲和施及人等编写的《甘肃沙漠与治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七十年代全国唯一一本介绍河西走廊沙漠及其成因的专著”。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沙生植物园的项目获得了全国科技三等奖。沙生植物园占地千亩,是我国第一座也是最大的沙生植物园,填补了我国沙生植物研究方面的空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称其为“天下第一”,轰动了国际林学界和治沙科技界。联合国及1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络绎而至,进行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

    1980年,父亲提议创建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成立并任第一任所长,1983年,胡耀邦同志到甘肃视察工作并给甘肃省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这一年父亲被借调至兰州,参加了《草木三字经》的编写工作,1984年到省林业厅任科技委副主任兼干旱造林研究中心主任。

    父亲一边在治沙第一线奋战,同时也笔耕不缀,多篇论文著述由甘肃省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也曾获得过多项奖励,1991年国务院授予“全国治沙劳动模范”奖。

    进入九十年代,年逾古稀的父亲仍专心致力于沙生植物资源的开发应用研究。他认为,沙漠地区并不是不毛之地,它有丰富的资源,有些植物不是没有价值,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它。沙漠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生态型沙漠产业的发展趋势,1990年7月,父亲去北京参加第三届世界沙漠开发大会上,会上父亲宣读完《荒漠灌木白刺资源开发利用研究》论文时,赢得了同行的一片掌声。

    五

    父亲在世时,常告诫我们说:一个人一生要做的事很多,但做成做好的事只有一件,多了就一事无成。还说:人的一生不一定要干大事,要干一点有意义的事,“要有为有弗为,知足知不足”,做人散淡一些,什么事都要看得开,做事认真一些,凡事从小处做起。

    1993年的冬天,父亲病重,有一次,父亲平静地对我说:“我的病和周总理的一样啊,看不好了,还是抓紧时间写一写”。并坚持出院回家,在家每天吸着氧气,坚持看书写作,1994年5月6日早上,忽然感觉胸闷,未及说什么,溘然长逝,享年78岁。父亲去世后,遵父亲嘱托,去世后如张老先生一样埋在徐家山,看着南北两山绿化,省林业厅协调徐家山国家森林公园出墓地并立碑永存。

    著名诗人公刘曾造访民勤沙生植物园,并写诗抒发对治沙人的敬佩之情,我就以诗人的诗句作为结尾,纪念父亲和他那些把一生奉献给治沙造林的同行们。

    我相信你们的汗水是绿色的染汁甚至你的血脉也是绿色的江河你的眼光就是长明的绿灯

    为我们指示道路:生命本是一团绿火

    …………

    你们的属相准是十二生肖以外的骆驼吃的是带刺的衰草,睡的是如盖的狂风我真愿意学习你们哪,咬住一个决心死了,也要用尸骨的鹿砦阻挡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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